最近，反腐的利剑指向了一个过去较少被关注的领域——学会协会。
3月中旬，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常委、副会长端小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社会工作部纪检监察组和海南省儋州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此前，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遆倩鹤，贵州省医学会会长、原贵州省卫计委巡视员杨克勤，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党委副书记、副理事长王抒祥等相继被查。
有专家表示，近期一批“会长”“秘书长”“理事长”纷纷落马，标志着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将学会协会纳入反腐重点领域的部署已经全面铺开，学会协会不再是反腐“盲区”和“避风港”，反腐败正迈入更专业的重点整治、严管严治、深入基层的新阶段。
学会协会，这些看似“清水”的单位，为何腐败频发？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弄清楚学会协会是干什么的。
简单来说，它们是政府、企业和市场的“中间人”。比如，一个行业协会可以帮企业反映诉求，帮政府了解行业动态，组织行业交流、推动行业自律。
然而，这些本应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组织，在部分地方却异化为了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从曝光案例来看，有几种典型的腐败方式。
如“设卡收费”圈钱。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曾要求快递企业、外卖企业先到“即时配送协会”备案，才能批量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而该协会秘书长何某，按每辆车120元收费，且不提供任何凭证，把公共服务变成“过路费”，本质上都是权力寻租的变种。
如“官会一体”情形。某部委原司长沈某某，退休后当选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理事会会长，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承办物业博览会、提升物业企业排名、协调经营业务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财物1424万余元。
和“政商旋转门”类似，退休官员转头进入学会协会任职，带去原有行政资源和人脉关系，也把学会协会变成了隐性的利益输送通道，滋生腐败问题。
还有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是，部分学会协会人员凭借积累的人脉关系或钻制度的空子，为他人牵线搭桥，扮演掮客并从中牟利。
腐败手法多样，背后成因复杂。
过去，行业协会由政府主管、主办，人员由官员兼任，经费靠财政拨款，办公在政府大院，存在政会不分、管办一体的问题；或挂靠在行政机关、部门，出现“打着政府旗号”乱作为、乱收费现象，对政府治理产生负面影响。
针对历史遗留问题，早在2015年，中办、国办就印发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以“应脱尽脱”原则，推动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把利益链条斩断。但实际中，仍存在“形式上脱了钩，骨子里还连着”现象。
再来看天平的两端——“权力”和“监督”。
出于现实需要，政府部门有时会把资质管理、行业准入等事项授权或委托给学会协会。当它们手中握着企业的“入场券”，可以说就是拥有了“准行政权力”。
而监督这头，则长期处于模糊地带。
过去反腐的重点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学会协会的监管主体是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廉政监管职能相对薄弱。
有省级党媒披露，该省有近7000家行业协会商会，其中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797家，只有4家设有纪检组织。一旦出现党员干部涉嫌违纪，调查处理只能由省级行业党委承担，可见该领域的监管缺位。
乱象背后，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原因——很多协会自身也“吃不饱”。
一位商会会长曾公开坦言，当前商会协会普遍面临活动组织难、会员发展难、负责人接任难等困境。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又缺乏行政资源兜底，一些协会试图靠“卖头衔”“有偿评比”来维持运转。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行业协会商会数量超7000家。面对普遍性问题，浙江也在探索治理方式。如2023年，省纪委全面启动行业协会商会专项整治；2024年，省民政厅专门印发通知，划出红线，包括严禁强制入会和收取会费、严禁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或变相收费等，并要求所有收费信息在线上平台公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监察与廉政治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任建明表示，学会协会反腐，要靠制度完善、监管强化、内部治理等多措并举。从更长远角度看，是让学会找准市场需求痛点，提高资源整合能力，通过提供更专业、更精准的服务，增强自身“造血”能力，从而真正摆脱对行政资源的依赖。
监管没有永远的“盲区”，反腐败没有“死角”，让学会协会真正回归“服务者”与“中间人”的角色，既是这场深水区反腐的初衷，也是必须抵达的终点。
编辑：冯方湲
责任编辑：金艳
编审：余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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