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民购药后突收注销驾照短信，此事迅速引发热议。交警部门依托大数据比对筛查购药记录，初衷是防范“药驾”风险、守护公共安全，这份主动作为值得肯定。但购药行为与患病事实本不能简单划等号，代家人买药、短期应急用药等情形本就常见，直接将购药记录等同于妨碍安全驾驶疾病，难免造成误伤，让无辜者陷入自证清白的困境。
个人购药记录属于高度敏感隐私信息，其调取使用必须严守法律边界。我国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需遵循法定职责范围与程序要求。交管部门批量调取医疗购药数据时，是否履行告知义务、是否获得合法授权、是否遵循最小必要原则，这些问题关乎公民隐私权能否得到切实保障。若任由数据跨部门随意流转，公众将陷入“数据裸奔”恐慌，最终损害政府公信力与医患信任基础。
治理现代化绝非单纯的技术升级，更需制度完善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大数据筛查仅能作为风险预警的辅助工具，不能替代专业医学诊断与行政裁量。相关部门应构建“预警—核查—处置”的闭环治理体系：先由系统推送风险提示，再由交管部门联合医疗机构开展定向核查，对确属高风险人群进行针对性干预，对误判情形及时澄清纠正。同时要明确数据共享的负面清单，划定医疗数据用于公共治理的具体范围与审批流程，让数据使用全程可追溯、可监督。此外，还需建立便捷的申诉复核通道，让公民对存疑预警能快速反馈、及时维权，避免行政指令“一刀切”带来的权益损害。
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并非非此即彼的单选题。大数据赋能治理是大势所趋，但技术应用必须兼顾精度与温度。唯有在法治框架内规范数据使用，让技术向善、治理有度，方能实现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双向守护，让数字治理真正造福于民。（赵鑫）
编辑：余凤
责任编辑：陈翠
编审：余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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