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下午2点40分，雁江区特殊教育中心。严冬梅带着30多个孩子排练古诗情景剧《悯农》。一个张开双臂的动作，孩子们做得生疏而茫然——有人愣在原地，有人手脚歪斜地晃着。严冬梅没催，微微欠身，轻声说：“没关系，我们再来一遍，跟着老师做。”
这所学校，女教师占了八成以上。她们的工作，远不限于讲台。从入职不到一年的“00后”，到扛了十二年工作与家庭的“80后”，再到同一个班带了九年的“90后”——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群特殊孩子的“校园母亲”。
孙萍：从“i人”变“e人”只需要一群孩子
2003年出生的孙萍，说话声音不大，笑起来抿着嘴，眼神偶尔躲闪。2025年9月刚来时，她还是个说话会脸红的姑娘。她管自己叫“i人”，内向，不擅长跟人打交道。可她每天面对的，是一份需要不停说话、不停重复的工作。
她负责两个培智班的数学。班上的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
“跟普校不一样，我们就是不厌其烦地重复，一步一步拆，拆到最细，再教。”孙萍说，“还是不懂，就再讲。实在对这个孩子太难，就换个方法。”
孙萍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拆开、揉碎、重复，再拆开。这是特教课堂的日常。日子久了，孙萍活活把自己变成了“e人”——话多了，声大了，整个人都打开了。
这学期，她接了三年级培智班的班主任。家校沟通是个坎，她承认自己还欠火候。但面对那些孩子，她像换了个人。
最让她高兴的，是一个永远记不住她姓什么的孩子，有一天忽然喊了声“孙老师”。
“就觉得，他们终于认可我了。”她说完，轻轻笑了一下。
“这群孩子天真，没那么多弯弯绕绕。”也许正是这份简单，把她留了下来。不用想太多，把心掏出来，一点一点教，一点一点等。
严冬梅：九年，从一张白纸到满心牵挂
“今年6月就要送走我的第一届学生了，舍不得。”
33岁的严冬梅，2016年从一年级下学期接手这个班，整整九年。
当初选这个专业，是调剂的结果。实习时带的是听障学生，除了听不见，其他都还好，沟通也算顺畅。她以为这工作没那么难。直到正式工作后接手培智班，冲击才扑面而来。
“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教不会。”教写一个笔画，黑板上是直的，孩子写出来却是歪的，还拐着莫名其妙的弯。一个“横”，教了几年，到了四五年级才勉强写对。
严冬梅正在带着孩子们排练剧目。
九年，14个孩子。智力障碍、自闭症、多重障碍。有的一上课就哭闹，有的拍桌子打人。她慢慢摸索出法子，孩子犯错，当面指出来，罚完了，再摸摸头。
变化是渐渐发生的。一个从普校转来的男孩，刚来时“头都是埋起的，脑壳都不得抬”，像只蜷起来的刺猬。在她班上待了一年多，开始笑了，跳绳从零跳到一分钟几百个。他妈妈每次发微信都说：“要是早点送来就好了。”
班上有个叫周华中的男孩，16岁，会拉二胡。说到毕业，他说：“九年级了，我快成功了。在这里上学开心，学二胡也开心。要坚持劳动、坚持学习。”如今，他靠二胡在校外找到了活儿。
翻每一学期的照片，严冬梅能清晰看到那些“不一样了”的瞬间。九年，足够一个年轻姑娘把14个孩子牢牢装进心里。“我们整个教学生涯，可能也教不到40个孩子。肯定是要放在心上的。”她说。
郝林林：陪着蜗牛走了十二年
郝林林，1989年出生，陕西汉中人，在资阳特教岗位上待了十二年。
2014年入职时，学校还在刘家湾老校区，师资弱，人手少。“招多少学生、组新班，都得自己来。”没有陪读家长，每个孩子的障碍类型和程度，全靠她一个人摸清。
累，是方方面面的。了解孩子、备课、授课、手写教案。“上班时间在学校，休息时间也在学校。”郝林林说，更具体的是那些生活照料：孩子尿裤子了，孩子不进教室，都要一个个去解决。
最难的是生活技能。“很多孩子连扫帚都不会拿。”
在她眼里，这些孩子“像一群蜗牛慢慢地爬，爬到哪儿就收获哪儿的本事”。程度轻的，多收一点；重的，少收一点。但“在这条平行线上，我们总要想办法让他们学会、巩固，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郝林林老师正在上课。
最柔软的回报，来自一个毕业三年的女生。每次回校，她都来看郝老师，有时带一颗糖，有时带一块饼干。“这是他们能给的最隆重的爱。”郝林林说。
她还要面对另一种拉扯：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在学校把耐心耗尽了，回到家面对自己的孩子，精力见底。“要把学校里的耐心延续到自家孩子身上，太难了。”辅导作业，她也免不了“鸡飞狗跳”。她的办法是“共同成长”——认可孩子，也认可自己，放慢节奏，调整心态。
郝林林在耐心的教孩子认识硬币。
十二年来，她还结合实践撰写了多篇关于唐氏综合症数学能力、信息技术辅助教学及融合教育家校联动的论文，致力于用专业研究帮助孩子们更好地适应社会。
这所学校，34名在编教职工，28位是女性。从二十出头到年过半百，一代一代，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留在这里。用耐心和温柔，牵着“蜗牛”慢慢走。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踩得结结实实，每一步都朝着光亮的方向。
编辑：陈翠
责任编辑：余凤
编审：吴山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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