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曾勋
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眉山三苏祠考察时说：“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
“三苏”是中国传统精神的价值符号之一，特别是苏轼，他在每个时代，都是一面能够照见中国人精神理想与生活智慧的明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连年战乱与社会动荡使部分知识阶层陷入精神迷茫。学者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敏锐地指出，当时的中国人正面临精神上的无所适从。1945年，抗战胜利。在文化破碎与重建的时代，林语堂将目光投向历史，苏轼伟岸的身影盘旋于他脑海。写《苏东坡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以此为乐而已”，但他何尝又不是在寻找一种健全、完整的人格典范，为彷徨的知识人提供精神上的参照。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的自序中写道，苏东坡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文学巨匠与生活艺术家的盛名，苏轼当然担当得起。更为可贵的是，近四十载宦海浮沉中他屡遭贬谪，即使身处困厄，始终爱民忧民，诠释了林语堂所定义的“黎民百姓的好朋友”。
谈到苏轼的为民理念，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王晋川向廉政瞭望记者总结出“三观”，即民本观、仁政观、惠民观。民本观回答了“为什么”要坚持民本理念，即为稳定国家根基，必须重民；仁政观回答了执政“凭什么”，即凭仁爱宽厚的执政伦理；惠民观则回答了“做什么”，即做救灾、减负、兴利等实事。三者一体，构成了苏轼从价值信仰到执政伦理，再到政策行动的完整思想体系。
民本观：从书斋理想到为民请命的初仕锋芒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驾崩，年幼的哲宗即位后，反对新法的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政治风向逆转，史称“元祐更化”。旧党人物纷纷被起用，曾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外放的重臣吕公著，以侍读的身份返回朝廷。高太皇太后派使臣迎接，并咨之以政事。
被重新起用的吕公著，对上层布置的任务很上心，这个任务交给谁呢？他想到了才华横溢的苏轼。这一时期，苏轼离开贬居多年的黄州（今湖北黄冈）不久，赴任汝州（今河南汝州）途中，又遇幼子夭折。丧子之痛未平，路费用尽，他上书朝廷请求先往常州（今江苏常州）居住。就在他准备启程南往常州之际，宋神宗驾崩，苏轼的命运也随之逆转，他先被任命为朝奉郎、知登州，到任仅四月，即被召还朝，并一度掌管礼部贡举。
接到吕公著布置的任务，苏轼文思如泉涌，将政治思考化作笔下雄文。“民者，国之本。”他代吕公著拟《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刑政》，指出治国之道根本在于养民、宽民，而非敛民、刑民。随着他踏入仕途，从政为民的思想迅速转化为行动。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进士及第后，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初入仕途，他便展现出务实的为政风格。当时“衙前役”制度弊病严重，这是宋代差役法里最让百姓头疼的苦差之一，主要在北宋前期实行，后来王安石变法改了规矩。制度规定，乡户按户轮流承担州县衙门吏役，因为负责官物押运保管，风险极大，常导致应役者赔钱破产。
苏轼深入调查后，毅然上书宰相韩琦，痛陈其弊，并成功推动改革。他建议允许百姓根据水情自行择期运送物资，从而大大减轻了此役的危害。此外，苏轼体察陕西民困，主动上书请求减免赋税，甚至提出将茶、盐、酒等改官卖为民卖，主张“官推与民”，给予民间自主空间以发展经济。苏轼初仕便敢言敢为，力行民本之举，受到凤翔百姓感念，尊称他为“苏贤良”。
苏轼的民本观，来自他从小读的圣贤书。《宋史》说他尤其喜欢读西汉政治家贾谊和唐代政治家陆贽的著作，贾谊与陆贽的文章均强调安民、恤民，这些经世致用的思想强化了苏轼的民本实践倾向。
为何民本思想在苏轼身上表现得如此热烈？王晋川认为，这与他生长的环境、家风和自身的“奋励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等综合因素相关。
父亲苏洵藏书数千卷，他告诫苏轼，“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苏辙《藏书室记》）苏洵为两兄弟立下志节，读书的目的是修身与治民、安民。苏母程夫人曾教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苏轼问：“我长大当东汉名士范滂那样的人，您同意吗？”程夫人告诉他：“你能为范滂，我难道就不能为范滂之母吗？”一问一答，将儒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不畏牺牲的担当精神深植其心。
苏门家风，将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熔铸为一，它不仅为苏轼立下了精神的坐标，更在其一生的沉浮起落间，塑造了他兼济天下、超然物外而又扎根于民的完整人格。
仁政观：植根于北宋人文土壤与眉州遗风
苏轼有没有缺点？是人当然都有缺点。
“苏轼浪漫多才，没有弟弟苏辙的谨慎，有时不免杜撰，连‘高考’的时候都敢杜撰典故。”苏学专家刘小川接受本刊采访，谈到苏轼的缺点时对记者说，“这才是真实的苏轼，他能看见生活，从柴米油盐到国家、历史，看见了普通人眼中的生活，又能看见普通人看不见的生活。”
故事要从苏轼21岁时参加礼部进士考试说起。当时，苏轼作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圣王治天下的根本在于“君子长者之道”。君子长者就要“忠厚之至”，即将仁爱、宽厚的精神发挥到刑罚与奖赏的实践中来。“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这句话出自《尚书》，苏轼引用此话，主张罪行轻重有疑时从轻，功劳大小有疑时从重，这与现代的法治理念有相似之处。他进一步提出，为政者宁可因过分仁厚而失误，也不可因过分强调严苛的“正义”而陷入残忍的境地。
策论除了讲论点，还要摆论据。考场上的苏轼曾杜撰，在尧帝的时代，皋陶担任掌管刑狱的法官，要处死一个犯人，依法三次说“杀了他”，尧帝出于仁德三次说宽恕这名犯人。
主考官欧阳修阅卷时，挠破脑袋都找不出这个典故出处。他事后问苏轼，苏轼坦然回答：“何须出处？想当然耳。”欧阳修非但不怪罪苏轼，反而大为惊叹其才学与胆识，预言以后这名后生文章必定独步天下。这次事件体现出宋代官场与文坛有珍视人才、乐于提携的仁义风气。尤其以仁宗朝为典范，宋代对士大夫的“优待”政策和君臣共治的理念，对士人精神特质和社会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宋史研究者吴钩认为，宋代文明已呈现出丰富的现代性，当时的社会制度比其他朝代更宽松、开放，“法律上没有贵贱之分，让平民敢于梦想成为宰相，让士大夫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及天之大任非我莫属的气概。”苏轼的仁政观正是宋代人文环境孕育的典型产物。
“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说，眉州的士大夫看重学习经术并重视宗族亲戚，民众尊重官府而惧怕犯法，农夫合作耕种以互相帮助。这些都是汉、唐时的朴厚遗风，其他各郡都比不上。”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副会长刘清泉向记者介绍，“乡风民俗、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让苏轼在内心形成了仁爱的力量。”在刘清泉看来，眉州是苏轼的“仁政之根”。
每主政一地，苏轼都以“慎刑”“广恩”为施政理念。他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反对严惩灭蝗不力的百姓；新法在地方落地时，有的地方“求治过速”，他认为新法之弊在于法令繁密、操之过急，本质是“过乎义”而“入于忍”，背离了忠厚精神，动摇国本；无论身处高位还是贬谪蛮荒，他始终以“君子长者”自期，在黄州（今湖北黄冈）救助溺婴，在惠州（今广东惠州）推广农具，在儋州（今海南儋州）教化乡民，无不是“忠厚之至”的实践。
惠民观：泽被四方的潜功与逆境中的担当
宋神宗熙宁年间（约1072—1074年），苏轼任杭州通判，他的顶头上司是知州陈襄。苏轼比陈襄小20岁，两人虽为上下级，却因政见相合、志趣相投，成为治理杭州的“黄金搭档”。
当时杭州面临西湖淤塞、六井干涸，百姓饮水困难。陈襄统筹全局、定策决策，苏轼则深入一线、督办执行，共同推动了疏浚西湖、整治六井等利民工程。苏轼屡屡“推功”，并未将功劳揽于己身，而是多次在诗文和公开场合中，将成绩归功于陈襄，对自己潜功一字不提。他为陈襄写下《钱塘六井记》，全文以陈襄为主角，体现了苏轼谦逊推功、尊重同僚的品格。
苏轼每任地方官，为政目标都是做成事、惠百姓，而非争个人名利。熙宁十年（1077年），被调任徐州（今江苏徐州）知州的苏轼再次展现了治水的担当。黄河决口，洪水汇于徐州城下，苏轼亲自加入筑堤队伍，并立下誓言：“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苏辙说他“庐于城上，过家不入”。
治惠民事，先要了解民情，这又涉及调研的方法论。后来的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出任扬州（今江苏扬州）太守。赴任途中，他发现庄稼长势虽好，百姓却满面愁容。他屏退随从，独自入村调研，得知百姓被“积欠”所困，日子比灾年更苦。苏轼心痛不已，上任后立即上书请求暂停催欠，却被驳回。不久扬州瘟疫流行，他再次上书，终于打动了朝廷，诏令宽免一年。消息传来，百姓奔走相告，苏轼赋诗：“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
在扬州，苏轼还做了件得罪人的事。扬州芍药天下闻名，前任太守效仿洛阳牡丹会大搞形象工程万花会，每年耗费十万余枝花，衙役借机敲诈勒索。苏轼到任后，当即下令罢废，并公开批评：“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
其实，在苏门家风里，苏轼惠民思想的种子就早早埋下了。据史书记载，苏东坡的曾祖父苏杲尤喜踏实务农，将仓库堆满粮食，自己穿布衣，吃粗粮。收成好时，他把穷亲戚的借条烧光，说：“今年我家收成不错，你们的债免了！”
苏杲的儿子苏序，即苏轼的爷爷，在饥荒时果断拿出自家仓库的粮食赈济灾民；强盗来时，他淡定组织村民自卫，保一方平安。苏轼经常在文章里谈到苏序乐善好施却不留名、不邀功。苏轼深受爷爷影响，每到一地都竭尽所能做潜功。
每个时代的为政者都能在他身上汲取养分，王晋川认为，“苏轼留给后人的品质是：奋厉当世，循理无私，厚人薄己，洁身自好。”苏轼一生主政多地，无论身处何位，是顺是逆，始终“视民如伤”（苏辙《颍州择胜亭诗》）。他筑堤、抗洪、放粮、修井、办学、除弊……凡利民事，无所不为。“一蓑烟雨任平生。”若心怀苍生，即便风雨再大，也挡不住那颗为民奔走的心；为苍生鞠躬尽瘁的人，也将被百姓世代铭记传颂。
编辑：冯方湲
责任编辑：金艳
编审：吴山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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