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都赤魂：自贡红色文学创作的地域书写与精神传承
□王余
在探讨自贡红色文学之前，有必要首先厘清“红色文学”这一概念。学术界对此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红色文学，特指1921年至1949年间形成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包括革命文学、左翼文艺、苏区文艺、延安（根据地）文艺等。广义的红色文学则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艺延展至社会主义文艺，泛指建党百年来正面呈现革命现实与历史、具有革命精神和审美品格的各类文学作品。无论狭义还是广义，其共同本质是一致的：红色文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文学实践与审美经验。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体，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兼具时代性、文学性与历史性”。
从更具体的角度看，红色文学的核心要素有两点：一是主题限定在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与现实题材上；二是以红色为基调，坚持革命性、人民性、艺术性的辩证统一。正如有学者所言，红色文学本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为直接思想资源的人民性文学，马克思主义是其哲学基础，而人民性是其精神核心与艺术导向。“红色文学经典”则是“经过大浪淘沙的历史积淀和千锤百炼的时光筛选，留存下来的旨在传承红色精神基因的作品”。
以这一学术共识为参照来考察自贡的红色文学创作，既能看到与全国红色文学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也能发现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印记。
自贡红色文学创作起步较早，在抗战时期就形成了值得关注的文化景观。据学者王发庆系统梳理，自贡抗战文学以“民族统一战线”为旗帜，涵盖电影、话剧、诗歌、小说等十余种艺术形式，形成跨领域、跨党派的“文化抗战共同体”。吴玉章以革命理论唤醒民众，王余杞以《自流井》揭露盐场阶级矛盾，柳倩以诗歌《假如我战死了》直抒家国情怀，陈铨通过戏剧《野玫瑰》批判汉奸文化，共同构建了“中国文化抗战中的自贡精英群体”。其中，王余杞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盟员，创作的长篇小说《自流井》第一次把自流井盐场的风貌进行了形象完整、具体可感的描绘。这部作品“不仅具有进步的政治倾向和理性的批判力量”，更因其对盐场景观、井盐生产流程、盐场生活习俗的生动呈现而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该作于1936年在南京《中心评论》杂志连载32期，1944年3月由成都东方书社出版单行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年来，自贡红色文学创作呈现出更加丰富的面貌，已形成以传记文学和纪实文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文体的作品格局。
英雄传记与纪实文学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龚伟历时五年创作的长篇传记《邓萍传》。这部十六万余字的作品完整勾勒了从自贡大安走出的红军高级将领邓萍短暂而光辉的二十七年人生。作者查阅一百三十余册文献，足迹遍及邓萍战斗过的湘鄂赣闽黔川等地。评论者指出，这本书的诞生“不仅仅是一次历史、红色史兼文学的写作，更是一种深情的召唤，一种来自故乡的托付”。刘仁辉、杨源孜合著的《江姐童年故事》聚焦江竹筠烈士在家乡生活的八年经历，2009年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2024年经修订增补后推出新版。自流井区委宣传部牵头创作的长篇小说《卢德铭》入选中宣部“中华先烈人物故事汇”丛书，由学习出版社面向全国出版发行。曹德权著有报告文学集《盐都百年人物》（2卷）、《红色记忆》等多部作品。老红军焦政的传记《桂子留香——老红军焦政的故事》也已由王典平创作出版。
长篇小说方面，八旬老人曾新用四个月时间完成二十五万字的革命历史小说《芳魂》，2022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作品从贡井地区写起，辐射到全省、全国多个地区，小说中涉及的真实历史人物达百余人。作品集中塑造了辛亥革命先驱谢奉琦和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苟永芳两个文学形象，“浓缩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风云”。作品所展示的地域和民俗背景“充满了盐味，丰厚而细腻的风情习俗的描写，使这部小说得以丰满”。
诗歌、散文与报告文学方面，自贡涌现出大量歌颂本地英烈的作品。大安区创作了《江姐之歌》等作品；在“二月的缅怀”红色诗歌朗诵会上，《邓萍之歌》《不朽的英魂——致恽代英》《革命播火者刘远翔》等作品集中亮相。自流井区深入挖掘地方党史资料，创作了诗歌《将军的白马踏血归来》等文艺作品。市作协、诗词学会通过“红色采风·拜祭英烈”等活动，积累了丰富的散文和报告文学素材。
文学评论与研究方面，形成了较为坚实的学术支撑。王发庆长期跟踪研究自贡现当代作家作品，著有《王余杞评传》，并参与编辑出版《自贡作家作品集》《自贡文联60年文集》等。在《王余杞评传》中，王发庆用了三个章节评述《自流井》，认为王余杞“深入现实生活，描写了井盐生产——这个复杂而宏大的系列场景，与小说的情节、人物的经历融为一体”。近年来，围绕《邓萍传》等作品也产生了由蒋蓝、王余等创作的多篇深度评论文章。
网络文学与新媒体传播方面，自贡的网络文学创作同样值得关注。自贡市网络作家协会创作了包括“川南剿匪”题材在内的多部长篇小说。曾新的《芳魂》在正式出版前就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连载。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还依托“党史自贡”微信公众号、“盐都党史”今日头条号发布纪念文章。
自贡红色文学最鲜明的特质，在于它与“盐都”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题材叠加，而是文化基因层面的深度交融。
自贡作家王孝谦曾指出，“自贡人民的文学创作更应该关注自贡当地的地域文化特色，要关注盐、盐帮菜、彩灯、红色资源等一系列自贡独有的地域文化特色”。这一判断精准地揭示了自贡红色文学的创作密码。蒋蓝以评论家身份评价《邓萍传》时写道，打开这部作品，“首先跳入眼帘的不是那些波澜壮阔的战争，而是一条浸透盐味的岁月长河”。评论者王余进一步指出，“‘深掘熬炼’的盐业文化基因，与邓萍将军坚韧执着的革命品格形成了深层的呼应”。盐卤需要“凿穿岩层”、需要“对抗地压”、需要“以漫长的煎熬换取最终的结晶”——这种“深掘熬炼”的意象，与革命者的坚韧品格形成了深层呼应。
王余杞的《自流井》在这方面同样具有开创意义。王发庆评价道，王余杞“十分熟悉自贡人文历史和井盐生产流程以及生产术语，对设备工具观察入微，了解详实，再以精彩流畅的文笔用于小说之中，使《自流井》的盐味盐韵鲜明凸显”。书中对天车林立的盐场景观——“天车繁密得像蔗林，黑烟腾空，像一片浓雾”——以及灶房翻滚的盐卤沸腾等场景的描写，无不“弥散着浓郁的地方特色”。
曾新的《芳魂》同样将地域文化深度融入叙事。小说“所展示的地域和民俗背景充满了盐味，丰厚而细腻的风情习俗的描写，使这部小说得以丰满，同时也令本土读者感到格外亲切”。从盐工家庭的熏陶到盐场生活的描摹，自贡红色文学将英雄的成长扎根于盐都的具体时空之中，让革命叙事获得了坚实的地域质地。
用中国文学理论来观照这一现象，“人民性”是一个极具解释力的理论视角。“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中国红色文学的精神内核。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红色文化、红色资源、红色文学艺术的论述进一步丰富了人民性的时代内涵。
从“人民性”理论出发，自贡红色文学的价值可以这样理解：它将宏大的革命叙事落实为具体的、可感的、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的地方经验。邓萍不再是教科书上遥不可及的名字——他还是那个从大山铺盐井村走出的少年，他的坚韧里带着盐卤的气息。江姐的成长轨迹中，有川南乡村的生活印记。这种“在地化”的书写，恰恰是“人民性”最生动的体现——革命英雄从人民中来，他们的精神又回馈给人民。
与此同时，“地域性”作为“人民性”的具体展开方式，在自贡红色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有学者指出，民族文学经典中的红色文化书写“以马克思主义为观念本源，以中国革命实践为叙事基础，具有民族性和革命性的显著特征”。自贡红色文学正是将“盐都”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转化为红色叙事的有机构成，使地方史与党史实现了有机融合。盐的意象从物质符号升华为精神隐喻，地域文化从叙事背景转化为精神内核——这正是“人民性”在具体地域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
自贡红色文学创作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史料与文献价值上。这些作品为地方革命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补充。《邓萍传》之前，关于邓萍的文章“屈指可数，且均出自外地研究者之手”；《焦政传记》“发掘出的史料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历史空白”。《邓萍传》中穿插的七十六幅历史图片和遗址照片，“更增添了作品的可信度与现场感”。这些作品“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份具有相当价值的历史文献”。
其次，教育价值同样显著。自贡市通过“红色经典阅读月”等活动，将红色文学作品送入社区、学校；通过“江姐讲堂”等品牌活动，让红色文化走进课堂。市文联通过搭建“童笔写赤心”平台，推动红色文化与校园文学深度融合，引导青少年在创作中感悟革命先辈的精神品格。
再次，文学价值体现在探索了一条“地域性”与“革命性”相融合的叙事路径。它没有让革命叙事流于空洞的口号，而是让英雄扎根于具体的文化土壤，为红色题材文学如何避免“千篇一律”提供了有益启示。
当然，自贡红色文学也面临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当前的代表作以传记和纪实文学为主，长篇小说和虚构类创作相对薄弱；叙事手法上仍有进一步探索“文学性”的空间；如何让红色文学走出自贡、走向更广阔的读者群体，也是一个需要持续努力的课题。
放眼全国，湖南、江西等红色资源大省在红色文学创作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特别是在虚构类长篇小说的创作、红色文学IP的影视转化、红色文旅与文学创作的深度融合等方面值得借鉴。自贡可以学习这些地区的做法：一是在深耕本土红色资源的基础上，鼓励作家突破纪实框架，加强虚构类长篇创作，以更丰富的艺术形式呈现盐都革命历史；二是推动红色文学与影视、文旅的联动发展，将《邓萍传》《江姐童年故事》等作品转化为更具传播力的文化产品；三是建立红色文学创作的长效机制，通过设立专项创作基金、组织主题采风、举办作品研讨会等方式，持续培育创作力量。
编辑：余耀
责任编辑：陈继东
编审：张宏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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