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剧《我是江竹筠》为什么让人落泪？
□颜小芳
剧目以江竹筠烈士革命生涯为主线，共设五幕。第一幕《觉醒与苦难》展现其在自贡的童年经历与底层民众生存境况；第二幕《朦胧中见星光》讲述其求学期间接触进步思想、逐步确立革命信仰的过程；第三幕《坚定入党》呈现其1939年在重庆秘密入党、投身革命斗争的历史节点；第四幕《为有牺牲多壮志》刻画其在丈夫彭咏梧牺牲后强忍悲痛、接替工作的担当精神；第五幕《狱中斗争与烈火中永生》再现其被捕后面对酷刑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的英雄事迹。
全剧时长75分钟，以主持人串讲为叙事脉络，融合演员表演、数字影像与背景音乐，形成了跨媒介复合叙事；演员台词表达精准有力，配乐贯穿全程，承担着氛围渲染与节奏调控的核心功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
这部沉浸式舞台剧的催泪效果并非偶然，而是通过精心编排的叙事节点分层次释放。
第一重泪点源自历史语境切换催生的主体觉醒。剧目数字场景从盐都旧时市井烟火的繁盛图景，骤转至近代社会风雨飘摇、民生凋敝的破败街巷。幼年江竹筠目睹底层百姓遭受军阀欺凌的苦难场景后，以一段独白，袒露自身对时代困境的思考、对底层人的悲悯以及对强权压迫的愤慨。在配乐的渐进烘托与场景的沉浸式包裹下，观众被瞬间拉入近代苦难的历史场域，完成与主人公少年初心的情感对位，初步形成沉浸式审美共情，实现情感的第一次浅层触动。
第二重泪点源于革命群体殉道叙事的复调式情感冲击，也是全剧审美情绪的高潮。临近解放，身陷囹圄的革命志士直面敌人的残酷屠杀，以集体自述的形式完成生命最后的告白。一众革命者依次自述姓名、人生印记，每一段简短的陈述后，均重复着同一句话：“忘了我吧”。从文学修辞层面而言，这是典型的反复艺术手法；从戏剧审美层面来看，极简的言语重复、连贯的群体叙事，摒弃了繁复的舞台调度与华丽的表演技巧，凝练勾勒出鲜活厚重的革命殉道者群像，生成极具震撼力的舞台审美效果。同时，剧目创新性运用布莱希特“打破第四堵墙”的表演手法，演员直面观众，消解舞台与现实壁垒，形成“主动遗忘”与“永世铭记”的认知反差，反向强化观众的历史记忆自觉。观众面对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产生强烈的心灵震颤，完成深度情感共鸣。
第三重泪点终结于剧终之后演员与观众合唱《如愿》的情感溢出与审美落差补偿。从“愿你所愿的笑颜”的歌词意境延伸至曲终，观众情绪再度迸发。此时观众的审美认知完成核心切换，从剧中革命牺牲的悲壮叙事语境，抽离至当下国泰民安的盛世现实，形成古今对照、苦乐对比的审美落差。此番落泪，已然超越了对革命先烈牺牲的单纯悲悯，更多是对热血牺牲换来山河无恙、岁月静好的价值动容。在审美心理层面，这是典型的共情或移情投射。观众将对革命先烈的崇敬、缅怀、惋惜与歉疚，投射为对当下美好生活的珍视，实现了戏剧情感向现实价值的转化落地。
三重层层递进的泪点叙事，构建了完整的审美体验链条，也引出核心审美命题：该剧的情感感召力，究竟源自舞台艺术的审美赋能，还是红色思政的价值内核？
区别于传统红色剧目“艺术载思政、形式包内容”的主次依附关系，《我是江竹筠》实现了思政内核与艺术表达的修辞同构，二者摆脱了外在拼接的浅层融合，达成深层精神逻辑的高度统一。所谓修辞同构，即艺术表达的形式结构、叙事策略，与思政叙事的价值指向、精神内核同频共振，实现“表达形态”与“精神内涵”的本体合一，让艺术形式本身成为思政价值的言说载体。
剧中革命志士“自报姓名+重复请忘”的核心叙事，是修辞同构的典型体现。形式上，循环往复的台词句式、层层接续的群体告白，形成极具韵律感与冲击力的艺术修辞；内容上，“主动请忘”的谦卑告白与“刻骨铭心”的历史铭记形成价值对冲，在形式重复中强化了革命牺牲的重量与历史记忆的意义。
从接受美学视角来看，剧本文本仅搭建了基础的叙事框架与审美结构，而完整的审美意义与价值体系，需要受众自主填充、主动完成。剧场现场的仪式感、观众自身的历史认知积淀、集体共情的情绪氛围，共同补足了文本的留白空间，完成了剧目召唤结构的补足。当沉浸式的感性情绪覆盖理性思辨，观众便进入审美心理学语境下的高峰体验：艺术审美与思政价值彻底交融、浑然一体，悲伤的共情、崇高的敬意、时代的自豪多重情绪交织，形成独一无二的沉浸式审美体验。
该剧的价值内核，不在于短暂的情感催泪效果，而在于共情之后的精神留存与认知重塑。三重递进式的情感叙事，最终指向的不是悲情宣泄，而是大众历史记忆的自觉唤醒。课本中冰冷的文字史料，在剧场的沉浸式时空里，被鲜活的生命演绎、真挚的情感表达重新赋能，将革命先烈的精神形象锚定在当代观众的精神版图之中。这种审美体验，突破了传统思政教育“知识习得”的浅层维度，构建起观众与革命先烈之间的情感契约与精神联结——见证过先辈的悲壮抉择，便自觉承担起铭记历史、传承信仰的时代责任。
编辑：余耀
责任编辑：陈继东
编审：张宏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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