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自贡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在馆藏四川省盐运使署档案中，发现了两份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犍乐盐场事务告示碑的拓片档案。两份拓片档案记载了当年乐山犍为盐场有关地方治安、枧路租赁等具体事务。
两份清代犍乐盐场碑刻，“系何人所刊立？”“两块石碑刊立的时代背景？”“拓片为何在自贡市档案馆保存？”带着这些问题，笔者依据拓片信息进行梳理和资料查询，以图还原历史真实、以飨读者。
一、拓片碑刻的刊立机构
两份清代碑刻拓片，长宽均为126×76厘米，为民国初年捶拓而成，其原生石碑均刊刻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释录拓片原文可在文末扫码查看）。
依据两份拓片起首语，一为“署四川嘉定府犍为县事▪安岳县正堂、加三级、纪録六次 濮”。具体解读为：“代理管辖嘉定府犍为县事务、实任安岳县县令、重大政绩嘉奖三次、小事政绩嘉奖六次，濮姓官员”；二为“特授嘉定府乐犍盐场正堂加三级纪録十二次 达”，具体解读为“皇帝特下圣旨或破格实授官职的嘉定府乐犍盐场大使、重大政绩嘉奖三次、小事政绩嘉奖十二次，达姓官员”。
经笔者查证，拓片中涉及的“濮姓官员”，应为清代四川著名地方官员濮瑗。濮瑗（生卒不详），又名世濂，字琅圃，江苏江宁府溧水县人。道光六年（1826）丙戌科二甲进士，赐进士出身。道光八年（1828）——道光十二年（1832）实授安岳县知县，修《安岳县志》。因政绩显著，多次获加级、记录嘉奖。1832年临时代理嘉定府犍为县事务。后任峨边抚夷通判、成都、彭县、温江、江津知县。道光二十七年（1847）升简州知州，主修《重修简州志》。后升迁涪州知州，协修道光《重庆府志》，留有白鹤梁水文题刻，为川东知名良吏。
拓片中涉及的“达姓官员”，真实姓名为达禄（生卒不详）。达禄，满洲钮钴禄旗人，为清朝廷拣选八旗子弟充任基层盐场的底层官员。其在乐犍盐场任职时间，与濮瑗重合。现存《犍为县志》《嘉定府志》以及部分盐政史料中，有所记载。
综上所述，两块石碑分别为嘉定府犍为县衙、乐犍盐场大使署衙门（专管盐场事务机构）所刊刻设立。由于拓印者只对碑刻主要内容进行了捶拓，原碑还有碑额、边框、碑座等部分，两碑的实际尺寸应比现存拓片更高、更宽，推测至少超过200×90厘米。
二、拓片碑刻的刊立背景
拓片中涉及的乐犍盐场，是以五通桥为中心的犍为盐场（史称犍厂）、以牛华溪为中心的乐山盐场（史称乐厂）的合称，统辖沿茫溪、岷江两岸绵延百里区域。清道光年间，是乐犍盐场的鼎盛黄金期，当年号称 “川省第一场”。
清乾隆时期，四川人口激增、社会相对安定，政府鼓励井盐生产。为此，全省各地凿井、制盐成风，出现了犍为、富顺等产盐大县。据史料记载，清嘉庆年乐犍盐场已有盐井2080眼、2902 口煎锅。此时，乐犍盐场掌握了小口径深井冲击式顿钻技术，并能熟练运用天车、盘车、竹笕等凿井、汲卤、输卤装置，盐井开凿深度普遍超过500米。所产井盐从五通桥、牛华溪出发，沿岷江上行销往成都、雅安，下行入长江销往云南、贵州等地，形成盐船汇聚、千船万帆的繁盛景致。盐业繁盛，吸引了资金雄厚的山西、陕西盐商于此汇聚，更催生了诸如吴景让堂等延续百年的盐商世家。道光年间，乐犍盐场煎锅已达数千口，年产盐约3万余吨，“金犍为、银富顺”谚语由此得来。
清道光年间，乐犍盐场产量迅速增长，乐犍盐场成为西南军需、民生的重要税源地。清代犍为县知县严士宏有诗句称：“灶食日万升，流民五万积”，足见大量流民汇聚于此。为此，清政府专门设立了盐政管理机构——乐犍盐场盐课司大使署，管理犍为、乐山两地的井灶、征税、缉私。为方便集中管理、节约生产成本，乐犍盐场盐课司大使署要求所有灶户移卤就场、集中煎烧。即分散产出的卤水，通过用竹笕制作的笕路，传输到集中区域进行煎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地农户、地主借机索要高价笕路过境费用、无业流民偷盗盐场器物、索拿盐场物资的现象屡有发生，严重影响盐业生产秩序以及井灶经营者利益。因此，犍为县县衙正式出具并刊刻了“禁止盗窃、索拿井场器物、物资”的禁示碑；嘉定府乐犍盐场大使署正式出具并刊刻了“不得随意增加盐卤竹笕笕路租金”的告示碑，以此约束当地地主、农户以及无业流民，确保盐业生产和盐税征收。
三、拓片何以留存自贡市档案馆？
1913年5月，北洋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以全国盐税作为抵押。为此，北洋政府将各省盐务收归财政部直辖，在全国核心产盐省份设省级盐运使署，省盐运使由北洋政府任命，不受地方节制。同时，盐务实行行政（盐运使署）、税收（盐务稽核所）二元分治。即，盐运使署管理包括场产、运销、缉私、井灶等盐务行政；盐务稽核所（洋员主导）专管税款收纳、汇解外债。1914年3月，北洋政府财政部遴选晚清顶级盐政专家晏安澜，出任四川盐运使。同年3月末，四川盐运使署在泸州设立，直属财政部盐务署，为民国四川首个中央政府垂管行政机关。
1915年9月15日，乐山盐场评议公所议长、已有百年历史的盐业世家——吴景让堂，呈书四川盐运使晏安澜，请求“核定笕路租金价格、以杜绝地主勒索”。
在呈文中详细陈述了乐犍盐场笕路租赁价格形成的沿革和地主勒索井商的现状。即“前清时，每根笕租银八分，迭经地方官先后出示、刊碑在案。光绪末年，复请盐宪（当时的盐官）厘定，每根租银增加二分，以期永无争执，旧案朗存。近来地主抗横，以笕途视为利薮……任意刁难、诉求无厌，于定规外或加十倍、数十倍。（井商）如不承认，立时打毁（原有的笕管设施）”。
在呈文中更陈述乐犍盐场井灶分离的现实，“盖井在山后，非笕出煎烧，一切灶上应用物品，势必辗转搬运，诸多艰难；而炭为盐母，日用必需，背负肩挑，运费尤巨。如得笕租重行规定，免地主格外逼索……”
呈文最后，“……拓呈先年笕租碑文，迳请运台察核，所有每根笕租价银或照旧例、或较前稍增，仍候钧夺并恳行知犍乐两县，出示饬遵，再由本所刊碑示众，以昭永守而绝刁风……”。
此件呈文，系吴景让堂请求四川盐运使署，参照前清政府做法，以官方名义核定卤笕笕路租地价格，并由乐山、犍为两县政府予以认可，并刊碑告示。在呈文中，吴景让堂对清道光十二年官方刊刻的两块石碑进行捶拓，并随文呈送晏安澜。这两份捶拓于1915年的拓片，成为四川盐运使署的文书档案，进而在自贡市档案馆得以永久保存。
四、拓片揭示犍乐盐场内在短板
两份拓片，记录了乐犍盐场两百年间井灶经营者与当地地主、无业流民之间矛盾、纠葛，记载了官方为盐税征收而采取行政定价土地租金的做法。这种做法，表面上保护盐商现有利益，但实质上阻碍了当地盐业长远发展，更是号称“金犍为”的乐犍盐场走向衰败、后被富荣盐场所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比较两个盐场，犍乐盐场盐卤资源埋藏浅，分布相对分散，但煤炭供应充足且比邻大江、运输便利；而富荣盐场盐卤资源埋藏深、资源相对集中且伴生天然气，但周边煤炭供应不足，无大江大河，井盐外运艰难。清末民初，富荣盐场迅速崛起，除资源禀赋的原因外，更在于富荣盐场形成并完善了土地入股井灶制度。
富荣盐场土地入股做法创制于清代早期，在清代咸同年间为官方认可、完善并推广。清同治版《富顺县志》以官方名义记载了当时《井规》，明确了土地所有者以土地入股井灶经营的方式、权责，以此取代固定地租租赁土地行为。反观犍乐盐场，近两百年没有变化的固定土地租赁制度，使土地所有权完全游离于生产经营体系之外，地主只收取刚性地租，不绑定生产收益与风险，最终限制了盐场从小农零散开采向近代规模化产业转型，从而在整个川盐产销格局中，逐步落后于富荣盐场处于从属地位。
一是资本集聚能力薄弱。土地不能资本化，没有土地权益作为信用抵押物，大额募资困难。同时，土地租赁权不能拆分、分层流转，不能像富荣盐场“资本做节”进行股权交易。井灶经营商一旦资金链紧张，很难通过出让部分权益回笼资金，经营容错率极低。
二是长期投资意愿不足。在土地租期约束下，井商在临近租期后段，普遍采取掠夺式开采，只追求短期产量获利，不愿投资进行基础设施、技术改造，导致整个盐场技术迭代缓慢。
三是土地碎片化阻碍产业发展。犍乐盐场土地分散在众多中小地主手中，井商扩大规模，需要与众多地主谈判，极易因个别地主漫天要价导致项目搁浅。同时，地主既不分享增产红利，也不承担减产亏损，更没有动机配合井商协调周边地界、化解用水用地矛盾，甚至还会坐地抬高地租。
四是资产流动性极差。犍乐盐场土地使用权可转租，但所有权在地主手里，盐井资产和土地所有权完全分离，无法形成如富荣盐场可交易的日份、锅份股权，更无法自由买卖、典当、质押、析产继承。对于老旧废井、微利浅井无法通过股权拆分转手盘活，大多直接废弃，大量浅层卤井资源闲置浪费，资产循环利用效率很低。
历经近两百年时光，拓片原生石碑，已消失在沧桑岁月之中，但碑刻内容却以拓片形式得以保存至今。金石无言，拓纸有声。拓纸上，清晰处，字划方正严谨，可见当年规矩法度；漫漶处，字迹朦胧残缺，藏着世道更迭沧桑。这两份拓片，让深埋尘世的旧事，铺陈于书卷之间，供后世追览往昔来路。
释录拓片原文1
释录拓片原文2
撰稿人：江波
编辑：李梦阳
责任编辑：余凤
编审：张宏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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