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从自贡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发现了多份日本人曾觊觎、垂涎自贡盐卤资源的档案，揭开了一段尘封百年的故事，见证了险些被日本大肆掠夺的历史。
（一）档案中的历史记载
1917年5月13日，常驻重庆的四川盐运使署收到四川省长公署发来的一份公函。公函称，省长公署收到重庆（海）关监督陈同纪报告：日本驻重庆领事中村修函告重庆海关，日本方面了解到川南自流井、贡井一带盛产陆盐（井盐），当地在制盐过程中所产生的“苦汁”“金砂卤盐”很丰富，日本专家希望找到中国人以合作方式购买“苦汁”和“金砂卤盐”，用于生产“盐化加里”（即氯化钾）和“臭素（应为溴素）”。日方认为，将“自流井盐场中无用之物，生产为有用商品，必将有利于中日两国”。为此，希望得到当地官员的帮助和盐务管理机构的允许。四川省长公署出于慎重起见，专门致函给隶属于财政部盐务署的四川盐运使公署，征询四川盐运使晏安澜的意见，并希望得到盐运使署明确的答复意见。
1917年5月19日，四川盐运使署以极其简短的公函回复四川省长公署：“生产盐化加里及溴素，既以盐质为原料，自与盐务关系重大。本署详加审核，（日方所提）办法将来流弊滋多，未便与照准……”
从这份百年前的档案上，可清晰感受当时四川盐运使署的基本态度，一是此事涉及盐政事务，该署有其管辖权；二是态度鲜明，拒绝日方购买“苦汁”“金砂卤盐”的请求。三是希望省长公署予以转达。
此后，日本驻重庆领事中村修，再次向四川省长公署提出请求，与四川盐运使署进行沟通，声称：“日方方案，是由中国人建厂，在本地（自流井、贡井）生产盐化加里及溴素，而非日本人自行办厂……”不仅如此，日方还通过四川省长公署呈请北洋政府财政部盐务总署，希望得到中方盐务管理部门的支持和帮助。
1917年6月28日，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长李思浩（1882-1967，浙江慈溪人，北洋政府皖系核心财经官员，是民国初年掌控全国盐务最久的官员。其执掌全国盐务期间，着力划分稽核所与盐务署的事权，争取更多盐税留在国内），以盐务总署指令方式，正式下文给四川盐运使署。
在指令中，一是肯定了四川盐运使署原先“不同意”的做法；二是对日方提出的请求，盐务总署的意见为“俟该公使交涉到署后，再行核复”，实际上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既没有否决、也没有同意。三是指令四川盐运使署针对“日方在自流井、贡井建厂的具体计划”“日商以何种方式制造盐化加里、溴素？”“对当地盐产是否造成影响？”开展秘密调查。
同年7月5日，四川盐运使署以训令方式，要求盐运使署驻自流井行署就上级下达的密令内容开展工作，并要求驻自流井行署关注日商到自流井考察的相关情况并及时上报。然而，此后日本驻重庆领事以及日商并没有提出其他要求，更未派人到自流井考察。两月后，四川盐运使署驻自流井行署委员李文敬于8月28日，正式呈文回复四川盐运使署，因为日方并未派人到自流井，其建厂计划、制造方法无从调查；至于对自流井盐场井盐生产的影响，李文敬在文中明确表示，所谓“苦汁、金砂卤盐”，在自贡盐场被称作“胆水”“胆巴”，是产盐的副产品。若仅以此为原料，对食盐生产基本没有影响。
至此，自贡市档案馆馆藏四川盐运使署、自流井盐场档案中，有关日本觊觎自贡盐卤资源的记载戛然而止，再无其他档案予以印证。笔者十分好奇，当年日本是放弃了抢夺氯化钾资源，还是另有所图？该事件为何就没有了后续？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从相关史料中查找线索，努力还原当年的历史真相。
（二）日本对中国钾盐资源的图谋
前文中出现的“盐化加里”，就是当今为人熟知的“氯化钾”。之所以被称为“盐化加里”，是因为当年国内尚未统一的现代化学元素名称，借用日本专用名词的缘故。
氯化钾，是军工炸药、化肥、纯碱化工的核心原料，兼具粮食、军事安全属性，一直是各国高度重视的战略物资。百年前，全球90%的钾盐，均来自德国施塔斯富特盐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等国封锁德国港口，全球钾盐供应链断裂。日本本土无天然钾矿，化工、军工生产陷入原料危机。为此，日本把中国大陆视为钾盐替代供给地，希望“以满蒙、支那矿产补本国化工原料缺口”。1915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其中要求在南满、东部内蒙古取得矿产开采等特权，企图掠夺我国矿产资源。
1917年，日本加快对外扩张，国内军需、化肥需求激增，钾盐缺口达到顶峰，对中国的钾盐资源进入集中勘探阶段。当时，东三省盐运署被日方施压，出台了海盐堆存登记规则，便于日方统计盐卤资源储量，变相掌握盐矿数据。日方还推动关东都督府民政、满铁地质课两支队伍，对辽东半岛普兰店、复县、金州盐场，系统采集海水、地下卤水样本，测算氯化钾含量，全面收集资源数据。不仅如此，日本青岛守备军直接接管了原德国所属盐滩，利用军事管制特权，设立日资制盐机构，完成了山东盐场全域勘测，低价强购盐民苦卤，从中分离氯化钾，不经北洋政府许可，批量运回日本。
在如此背景下，1917年日本驻重庆领事中村修，把掠夺中国钾盐资源的目光，投向了盛产井盐的自流井、贡井，企图获取自流井、贡井地区富含钾盐的“胆巴”，就地生产氯化钾并转运回日本。该请求虽遭到四川盐运使晏安澜的否决，但是从其多次向四川省长公署呈请，充分说明了日方的企图。
彼时的中国，由于没有掌握氯化钾制造工艺，尚无系统钾盐地质调查体系，更没有本土钾矿储量数据，对日方资源图谋缺乏制衡手段，无法阻止日方小规模开采转运。这也就不难理解，档案中记载的北洋政府财政部盐务署采取“既不同意、也不否决”的审慎观望态度。
（三）川滇黔混战的四川1917
据相关史料，日方最终放弃对自贡钾盐资源的觊觎和掠夺计划，与当年四川陷入川、滇、黔军阀混战不无关系。
1916年蔡锷因病离开四川。其后，北洋政府任命滇军军阀罗佩金接任四川督军；任命黔军军阀戴戡任四川省长、军务会办。1917年2月四川督军罗佩金强行裁撤川军，克扣军饷，收缴川军枪械，直接激怒川军将领刘存厚。川、滇两军爆发战争，4月18日成都爆发大规模巷战，最后滇军溃败，罗佩金撤出成都退守川南。战后，北洋政府下令对罗佩金、刘存厚二人免职，由黔军军阀戴戡兼任督军，独掌四川军政大权。
1917年4月后，独揽全川大权的戴戡，违背之前分权给刘存厚的承诺，以七千黔军盘踞成都，占据军政核心。刘存厚等川军军阀，极度不满，双方矛盾加剧。7月1日北京张勋复辟，伪朝廷授刘存厚为“四川巡抚”，戴戡以此指控刘存厚“附逆叛国”，发兵进攻。7月5日川黔两军再度在成都激战，两万川军合围七千黔军，黔军退守皇城等待援军。困守十余日后，因援军未至、粮弹断绝，最后戴戡被迫交出官印，率残部突围。7月21日在仁寿遭伏击，戴戡战死。继后，云南军阀唐继尧以“靖国讨逆”为名，联合黔军、革命派川军熊克武，组织靖国军大举伐川，讨伐依附北洋政府的刘存厚，战火扩散至川东、川北。此时，北京段祺瑞政府只承认刘存厚为合法四川督军；广州护法军政府支持滇黔靖国军，至此，四川全省存在两套相互对立的军政体系，导致全省政令不通，驻军各自为政，官府体系崩溃，溃兵四处抢劫，社会极度混乱。
而此时，本想借四川混乱、乘机掠夺自贡钾盐资源的日本驻重庆领事中村修，却因为日方在川采购的桐油、猪鬃等战略物资，多次遭到溃兵抢劫损失惨重。为此，日本驻重庆领事馆牵头组织日方商人，向四川省长公署施压要求赔偿。当年7月戴戡战死后，全川大乱、行政体系崩塌，中村修及在川的日商群体无暇顾及其它，才使自贡钾盐资源得以幸免，没有遭受日本的掠夺。
合上尘封的档案，笔者既感慨于自贡钾盐资源因军阀混战而免受日本掠夺的幸运，更感慨于民国初年国家积贫积弱、军阀割据动荡的乱世，更感慨于当年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国家利益而竭尽全力的有识之士，正是无数像晏安澜一样的中国人，当年他们探索救国之策的努力，才让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了百年苦难，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强国路径、走上伟大复兴之路。
撰稿人：江波
编辑：李梦阳
责任编辑：胡倩
编审：吴山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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