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条河流到一种生活
——文铭权散文集《黄泥河》的故乡书写
□王余
文铭权的散文集《黄泥河》正是基于此“故乡”意义上的当代乡土文学写作实践。这位生于四川蓬溪、在自贡工作生活近二十年的作家，如今供职于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他的新作《黄泥河》中五十余篇散文不铺陈宏大叙事，而是从一条河、一盏煤油灯、一碗荷包蛋、一个匠人、一段童年往事写起，将个人生命与故乡生活交织在一起，使黄泥河从地理之河到生活之河、从生活之河到记忆之河，再到文学之河，逐渐从地名变为承载生命记忆的精神空间。
《黄泥河》的故乡书写，不始于抽象的乡土，而从具体生活出发。
《河流的意义》一文可以看作理解全书的一把钥匙。作者回忆老屋前的小河——河流不宽不深，与许多支流相连，最终汇入嘉陵江；因为家乡在黄泥乡，作者便将当地一些没有正式名称的小河统称为“黄泥河”。它们穿过村庄、道路和田野，也穿过作者的童年，被喻为“像脐带般源源不断输送着成长的养分”。黄泥河因此不是供人观看的风景，而是参与生命成长的生活空间。河流连接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
《毛月亮》写煤油灯下的阅读，《“过期”不作废的英语资料》写母亲买来的资料，《月光冰粉》《面食记》《红苕渣》《母亲的泡菜》《乡愁是一碗荷包蛋》《柴火灶上的年味》写母亲做的食物，《栽秧时节》《打谷岁月》《晒场记事》《望天田》写农事，《坝坝电影》《腊月还乡》写乡村公共生活与节俗。
背笕、泡菜、红苕渣、柴火灶、老屋，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乡村物件，但它们没有被处理成供人观赏的物品，依然保留着生活本身的温度。作者真正写的不是“黄泥河有什么”，而是“黄泥河的人怎样生活”。
于是，人物书写使这种生活获得了社会肌理。《张铁匠》《篾匠》《剃头匠》《犁牛匠》《教书匠》《补锅匠》构成全书颇有辨识度的一组人物。作者不把他们写成传奇，而着意写他们怎样做事、谋生、与人相处。《张铁匠》中，炉火、铁砧和铁器连接着乡村生产生活，而铁匠铺最终也因村民进城、生活方式变化而衰落；《篾匠》从竹资源写到选竹、破竹、编织以及竹器进入日常。一种职业的消失、一门手艺的衰落，便成为乡村生活方式变化的细小见证。
可见，《黄泥河》写的不是一个地方的风物志，而是一个具体地方的生活史。河流提供空间，日常生活填充空间，普通人物构成其中的社会关系。器物、食物、农事和人物之所以值得书写，不在于它们稀奇，而在于它们真实参与过人的生活。
为什么离开故乡多年以后，文铭权仍然不断回望黄泥河？仅仅说“因为乡愁”并不足以解释。真正推动这部散文集写作的，是生命经验经过时间沉淀后产生的回望。
文学首先来自一个人最早的生活经验。现代以来乡土文学不断书写故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故乡并非外在风景，而是最初的生活世界。人在那里第一次认识土地、亲人、劳动、贫困与温暖，也第一次形成关于人与人、人与土地、人与生活的基本感受。
《单峰驼》中，作者写母亲肩胛骨间因长期劳作留下的深深凹痕。劳动在这里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刻在母亲身体上的生活事实。作者后来考上师范学校，参加工作后从教、从政、从文，“终于按照母亲的祈愿，摆脱了背上的驼峰”。童年生活由此不只是往事，也成为理解自己人生道路的尺度。《“过期”不作废的英语资料》中的母亲、《毛月亮》中的煤油灯，同样构成作者人格形成的经验底色。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往往正是价值观、情感方式和认识世界方式的最初来源。文铭权回望这些细节，实际上是在寻找自己精神来处的生活依据。
但生活经验本身还不足以产生文学。文学发生于生活与观看之间，而“离开”提供了这种观看的距离。
人生活在其中时，往往看不见生活本身。柴火灶就是柴火灶，背笕就是背笕，煤油灯就是煤油灯；当它们成为过去，才开始显出不同寻常的意义。文铭权年少离开蓬溪，先到自贡工作生活近二十年，后至成都。空间与时间的双重距离，使童年从“正在经历的现实”变成“可以重新观看的经验”。离乡后的文铭权已经不再是那个煤油灯下读书的孩子，而是一个经历了几十年人生的成年人。今天的“我”回头看过去的“我”，童年生活便成为可以理解、判断和重新赋形的对象。
这正是审美距离的作用。它并非把生活变得陌生，而是使沉浸其中的生活获得重新凝视的可能。因此，散文集中的“还乡”并不是简单的空间返回，而是精神上的重新进入。作者所回去的，不是一个可以原样复原的过去，而是通过今天的眼光重新理解过去。
《河流的意义》中，作者写道：“只有文字，只有怀想，才能把所有的人和事留住。‘写作’不只因为念旧”，更是为了铭记“我从哪里来，我到底经历了什么”。这里的记忆已经不只是个人情绪，也变为保存生活的行动。
从文学记忆的角度看，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留念，更在于今天如何重新组织过去。哪些事情被记住，哪些细节被放大，哪些人物重新进入叙述，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文铭权把煤油灯、背笕、一顿饭、一个匠人的人生重新召回文字，实际上是在为远去的生活重新寻找形状。
于是，生命经验经过时间成为记忆，记忆经过选择和组织成为文学。越是私人、具体的经验，越可能通向公共经验。母亲的付出属于文铭权，却能够让人辨认一代农村母亲的生活；煤油灯下的阅读属于他的童年，也可能唤起许多人的童年；铁匠、篾匠属于黄泥河，却又是一个时代乡村普通劳动者的缩影。所谓共同记忆，不是所有人拥有完全相同的经历，而是一个人能在另一个人的具体经验中辨认出自己。
这使《黄泥河》的写作路径清晰起来：生命经验形成价值，离乡形成距离，距离产生观看，记忆重新组织经验，私人生活由此获得文学意义。
一条属于文铭权个人的黄泥河，如何成为文学意义上的黄泥河？
首先，普通人物从私人记忆中展现了社会维度。《黄泥河》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写了多少“地方特色”，而是保存了多少普通人的生活痕迹。铁匠、篾匠、剃头匠、犁牛匠、教书匠、补锅匠没有进入宏大历史的中心，却曾经维系着乡村生活的正常运转。这使这部散文集具有某种微观历史的意味。铁匠铺关闭、竹器退出日常、老屋倾圮，都不是大历史事件，却能够让人触摸到时代变化在普通人生活中的痕迹。其价值不在于把小人物拔高成时代英雄，而在于承认：普通人的生活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其次，作品的地方性并不封闭，而是通过具体生活走向普遍经验。放在中国当代散文的参照系中看，刘亮程常从村庄、土地、动物等日常事物进入对生命和存在的思考；李娟更多从劳动、家庭、迁徙等生活现场建立人与地方的关系。文铭权与他们的相通之处，在于都没有把乡土仅仅当作风景，而是把生活作为文学入口；不同之处，则在于他的写作更明显地具有回望性质。刘亮程由村庄进入存在，李娟由生活现场进入经验，文铭权则由个人记忆返回故乡生活。
《黄泥河》的意义正在这里。它没有试图为黄泥河制作一张文化名片，而是在写一碗饭、一盏灯、一件农具、一门手艺和一个普通人。地方越具体，人的经验越容易被辨认。地域文学不能只回答“这里有什么”，还应回答“这里的人怎样生活”；地方性只有进入日常，才能由地理意义转化为文学意义。
这一点放到中国乡土文学传统中更加清晰。从鲁迅开始，乡土文学便不只是乡情的表达，也包含对乡土社会的观察和辨析。《故乡》形成了批判性与眷恋性并置的复杂面向。文铭权虽不以启蒙批判为基调，但《隐身的故乡》中“无法完全回到原来故乡”的清醒认知，与鲁迅笔下“我”与闰土之间的隔膜，在精神结构上存在相通之处：离乡者与故乡之间，始终横亘着时间与经验的距离。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文铭权笔下的黄泥河正是这样的生活世界：铁匠铺的炉火、篾匠手中的竹器、母亲肩上的背笕、煤油灯下的阅读，都生长于这种熟悉之中。而当乡村社会发生变化，那些曾经无须言说的日常，便需要通过文字重新确认和保存。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中揭示，空间经过人的生活、经验与情感不断赋义，才会由抽象的“空间”转化为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黄泥河》中的故乡，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成立的：它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而是由河流、村庄、器物、食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日常关系共同构成的生活之地。因此，《黄泥河》正是一个将“空间”转化为“地方”的精神过程。不同的是，文铭权并非在持续“在场”中获得地方感，而是在“离场”之后获得了对黄泥河的重新认识，他离开故乡，又在记忆中反复返回，在距离中凝视，在文字中重建。这可以说是一种“不在场的地方感”。
《隐身的故乡》尤其值得注意。作者写了那么多黄泥河的人、事、风物，最终却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故乡反而处于“隐身”状态。这种隐身意味着故乡已经变化，也意味着离乡者无法完全回到原来的故乡。由此，《黄泥河》的乡愁没有停留在温情的怀旧层面，而产生了时间意识：故乡在现实中变化，在记忆中保存，在文字中重新获得形状；记忆中的故乡与现实中的故乡之间，始终存在无法完全弥合的距离。真正的还乡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承认过去已经成为过去，并在不可返回中重新理解自己。
也正因为这种“不可返回”的自觉，这部散文集在面对乡村变迁时选择了一条不同于社会调查式乡土写作的道路。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以田野调查的方式追问农村衰落背后的社会结构；文铭权则更多依靠记忆和抒情面对乡村的远去，哪怕他此前已在纪实作品集《巴山月·蜀水潮》中展现过对现实的关切，但在《黄泥河》里，他选择了另一种语调。这使散文集具有较为纯粹的情感色彩：煤油灯下的温暖、母亲肩上的凹痕、铁匠铺的炉火，都因为未被现实的复杂性过多稀释而显得动人。但这种写法也有其边界，当作品涉及“空心化”“土地抛荒”等问题时，文字相对乏力，往往以“怀念”覆盖“追问”。这并不否定作品的抒情价值，而是说明当代乡土写作始终面对一个难题：完全的眷恋可能滑向温情主义，完全的批判又可能失去文学温度。如何在二者之间保持张力，既不因怀念过去而遮蔽过去的复杂，也不因面对现实而失去对故乡的感情，是乡土写作者需要持续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编辑：周馨钰
责任编辑：陈继东
编审：吴山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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