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融媒记者 周姝 李婷/文
第一节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李水城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经济史研究》原主编魏明孔担任评论人。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华率先开讲，一开口便直击困局：“河东盐池是中国池盐的代表，可池盐生产缺乏盐井、盐灶、器具和生产堆积——池盐考古，滞后于海盐和井盐。”他没有停留在叹息上，而是随即铺开一套“从地面到水下”的研究路径：建立考古地理信息系统、查明盐池湖泊范围变化、考察明清以来盐业聚落与农业村落分布、调查周边古代遗址并择典型发掘，甚至把目光投向盐池“水下考古”。一套可操作的池盐考古方法论框架，在他条分缕析的讲述中徐徐成型。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锋带来的则是一组沉甸甸的数字。他长期搜集档案、逐笔统计，考订出清代盐商“备公报效”的银两账：雍正朝24万两、乾隆朝1774.6万两、嘉庆朝940万两、光绪朝193万两，报效盐商遍及长芦、山东、河东、两淮、两浙、广东、福建7个盐区，两淮数额最大。“清代前期盐商动辄捐献现银，数额巨大，捐完之后换来清廷的经济补偿和荣誉虚衔；到了后期，盐商实力衰微，报效数额有限，还跟捐纳事例搅在一起，议叙虚衔变成了捐纳实职官位——报效的性质，变了。”一串串银两数字背后，是盐商与皇室之间一场跨越朝代的财政对话，也是制度运行实态在档案中的无声显影。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林文勋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学术天际。他如数家珍般回顾《盐业史研究》的五十年历程：1976年《井盐史通讯》创刊，1986年更名公开发行，再到成为引领全国盐业史研究的学术旗帜。面向新阶段，他提出“立足前沿、服务国家”的思路，并建议开设四个新专栏：依托池盐研究基础开设“盐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依托海盐研究基础开设“盐与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依托井盐研究基础开设“盐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依托中外盐业比较研究基础开设“盐与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力军作了“卓筒井：中国古代小口深井制盐技术体系的见证——申报世界遗产提名策略研究”的报告。他介绍，受大英县人民政府委托开展《卓筒井保护规划》编制，2020—2023年自贡市与遂宁市大英县开展盐业遗产联合申遗，2024年联合申报的盐业遗产列入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他认为申报遗产的比较优势在于独特的深钻技术传统及长时间的技术演进、与井盐业生产需求紧密联系的制度传统以及完整的实物保存。下一步要完善价值论证、完成预评估文本，注重本体保护、稳步推进文物修缮，加强统筹协调、建立总体保护管理框架。“一口卓筒井，凿穿的不仅是地层，更是一条通向世界遗产的价值论证之路。”他说道。
魏明孔点评道，本节四位专家的报告共同呈现出当前盐业史研究在“深耕”与“拓新”之间的张力与活力。孙华直面池盐考古遗存难以辨识的难题，提出系统性方法论路径，其价值不在于具体结论，而在于为池盐考古建立一套可操作的研究框架；陈锋以扎实的档案统计为基础，将“备公报效”从零散记载中系统化，用数据揭示制度运行实态，体现了经济史研究“让史料说话”的严谨传统；林文勋从学科顶层设计的高度出发，将盐业史研究与国家重大战略对接，展现了学术期刊引领学科发展的自觉意识；王力军从申遗实践角度切入，将技术体系的价值阐释置于世界遗产比较视野中，为盐业遗产的价值论证提供了专业化路径。四篇报告虽各有侧重，但共同指向一个趋势：盐业史研究正在从单一议题走向方法自觉，从个案描述走向体系建构。
第二节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玉主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白九江担任评论人。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国信一登台便抛出三个国家的对比图景：英格兰实行议会税制，盐成了普通商品，商业资本自由进出，部分盐税反倒成了资本主义产权革命的催化剂；法兰西搞食盐包税制，盐税财富通过包税合约流回统治精英私囊，商业资本“再封建化”，盐税成了旧制度不得人心的象征，也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之一；清朝前期，建立的是中央集权强渗透型盐课体制，准入控制、配额控制、定价管制、过程监管，一套规制手段下来，高额盐课到手，制度还保持弹性，各种外来挑战被成功消解——可也正因如此，盐课体制路径被固定，路径依赖和困境随之而来。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倪玉平把清代两淮盐政改革讲成了一部跌宕的制度演进史。“清代两淮盐政以纲法为核心，专商引岸、根窝世袭、官督商销，清前中期好歹维持了国家、商人与民众之间脆弱的利益均衡。道光年间，陶澍在淮北推行票盐改革——取消总商、降低浮费、简化手续、开放贩运，第一次在盐政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近代化特征明确，成效显著。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就场征税等应急措施进一步触及专卖制度根基。可战后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出于财政稳定与社会控制的需要，招大商、限小贩、行轮售、循环给运，实际恢复了纲法的垄断逻辑，形成‘变相复纲’的局面。”他总结道，两淮盐政改革未能彻底完成近代化转型，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财政优先、既得利益集团强大阻力、战争打断制度演进以及制度路径依赖等结构性约束，但其在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参与、调整利益分配等方面的探索，已构成中国盐业近代化的重要早期路径。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王青把听众带到了漫长的海岸线上。“近年来，我国沿海各地发现大批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制盐遗存，从北到南看，先秦时期至少存在三大制盐工艺传统——冀鲁沿海的陶（柳）罐煮盐传统、江浙沿海的陶盘（盆）煮盐传统、岭南沿海的竹盘煮盐传统。”他特别指出，江浙沿海的制盐传统内部已出现较密切的跨区域工艺交流，表明“海岸带社会”正在形成，制盐业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密切关系也已初步显现。鉴于海盐生产和井盐生产的明显不同，他提出有必要确立“海盐考古”概念，并建议及时梳理分析已有考古资料、在田野工作中树立聚落考古理念、注重多学科交叉联合的工作模式、重视各种古代文献记载。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逵把经济史与建筑史、空间史熔于一炉。他指出，古盐道上的资本流动决定了山陕盐商的贸易网络，网络中的商业驻点催生了会馆，而会馆的选址格局与空间形制，正是盐商信仰与行业共同体在异乡的物质凝结。他考察了山陕盐商从边商到全国盐商的资本流动路径，指出明代开中制是山陕盐商崛起的制度基石，运城盐池与关公崇拜构成其信仰溯源。通过对聊城山陕会馆、社旗山陕会馆、亳州山陕会馆、自贡西秦会馆、汉口山陕会馆等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他归纳了山陕会馆“因商而设、近市临街、依水而兴”的选址原则和“照壁—山门（戏楼）—钟鼓楼—碑亭—大殿（正殿）—春秋楼（后楼）”的典型平面格局，指出会馆建筑既模仿晋陕原乡祠庙的礼制秩序，又融合所在地的营造技术与地形条件，呈现出“轴线严谨、院落递进、内外有别、商住一体”的空间特征。
白九江点评道，本节四位专家的报告最突出的特点是理论对话意识的增强与跨域比较视野的拓展。黄国信将三个国家的盐课体制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其意义不在于比较本身，而在于通过比较揭示不同财政基因如何塑造不同的国家道路，为理解中国传统盐政提供了富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倪玉平以“近代化”为核心框架审视两淮盐政改革，清晰揭示了制度演进中的结构性约束与反复逻辑，其价值在于将个案研究提升到制度变迁的理论层面；王青立足大量新发现，系统提出三大煮盐工艺传统并倡导“海盐考古”概念，体现了从材料积累走向学科自觉的学术追求；赵逵另辟蹊径，将经济史与建筑史、空间史结合，通过对会馆建筑的比较分析，揭示了盐商贸易网络与建筑空间生成之间的内在关联。四篇报告共同表明：盐业史研究要走向深入，既需要扎实的史料根基，也需要自觉的理论建构和跨学科的方法借鉴。
编辑：张翠娜
责任编辑：郑皓匀
编审：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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