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物业的事挺扎眼。2026年上半年，全国35个主要城市住宅项目物业撤场案例达110个，其中主动撤场占约八成，绿城、中海、融创等头部企业也在其中。宁波一个小区更直接，物业在进门闸机上用电子屏滚动播放欠费业主的姓氏、楼栋和金额，社区和街道多次交涉未果，物业说“没办法了”，公司也准备撤场。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基层社区干部心里都清楚：物业和业主之间的裂缝，正在变成社区必须接住的窟窿。
一、社区不是物业的“上级”，却总被当成“兜底的人”
物业撤场，从法律和市场逻辑上讲，是企业止损、合同终止，跟社区没有直接关系。但在居民眼里，物业走了，小区垃圾谁清、电梯谁修、门禁谁管，第一个找的还是社区。宁波那个小区，社区工作人员说得很实在：电子屏的事社区街道和主管部门都跟物业交涉过，但“物业公司说没办法了”。社区没有执法权，没有对物业的强制约束力，也不是物业费纠纷的裁判者，可居民不会区分这些，他们看到的是“社区在，总得有人管”。
这就是社区在物业治理中最真实的处境：不是矛盾的一方，却常常被推到矛盾的最前面；没有处置的权，却要承担“出了事找你”的责。央广网报道大兴老旧小区，建成以来换了三次物业，业主李伟俊说“物业经营不下去，就只能撤场离开，我们业主也没有办法”。一个“没有办法”，道出的是业主的无力，也映照出社区在市场和居民之间的尴尬——社区同样“没有办法”直接让一家亏损的物业留下来继续服务。
二、物业纠纷的根子，很多时候不在“服务态度”
社区干部下去调解物业矛盾，最容易听到的是“服务太差了”“钱交得不值”。但往深里走一步，会发现不少纠纷其实是一笔经济账。永威物管总经理张华伟分析得很直白：物业费标准长期固定，人力成本占比高达60%到70%，成本逐年涨、收入不动，不少项目陷入微利甚至亏损。空置率高的小区更麻烦，投资性房源长期闲置，物业费收不上来，服务只能往下走，服务下去收缴率更低，形成死循环。宁波那个小区社区工作人员也提到，交付时间不长、业态复杂、空置率高，“不少业主系投资客，导致物业费的收缴率较低”。
社区干部不懂物业公司的财务报表，但社区能看见的是：当一件事从“服务问题”变成“生存问题”的时候，单靠社区上门做工作、讲道理，是解不开的。社区可以劝物业“再坚持一下”，可以劝业主“先把费交了”，但如果成本结构本身不改变，劝出来的稳定只是把爆发往后推。
三、社区能做的，是把断裂的连接重新接上
说社区“没办法”，不意味着社区只能站着看。恰恰因为社区站在物业和居民之间，它有一件别人替代不了的事：把断掉的沟通重新接起来，把模糊的账目摊到桌面上，把分散的业主组织成能对话的一方。
雄安新区河西社区的“合心大碗茶”提供了一个很朴素的思路。一张方桌、几碗清茶，居民围坐唠家常，小区停车、充电桩建设、养老点位这些事就在茶桌上议定落地，累计解决了30多件民生诉求。它的价值不在于“喝茶”这个形式，在于把议事的场所从会议室搬到居民家门口，让物业问题不再是一个“你投诉我、我应付你”的对抗结构，而变成一个可以坐下来谈的具体事项。天津西青区四季花城社区的陈莹把议事会开成“聊天会”，一百多场聊下来，解决的不是“物业费该不该交”这种笼统命题，而是电动车棚、坡道改造这些看得见的事。物业矛盾往往是一堆具体问题堆出来的情绪，社区能做的最实在的事，就是把它拆回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再拉着各方一个一个去碰。
四、社区的位置，在“市场失灵”和“居民失语”之间
物业撤场不是社区能阻止的，物业费纠纷的底层经济账也不是社区能算平的。但社区可以做的，是在市场逻辑够不到的地方，把人的连接补上去。一个小区如果业主彼此不认识、对公共事务没有参与、对物业只有怨气没有对话，那物业走了就是散了，来了也留不住。反过来，如果社区平时就把楼栋长、居民骨干、议事机制养起来了，物业变动的时候，至少有人能站出来代表业主说话，有人能跟新来的物业把条件谈清楚，而不是等电子屏亮起来、欠费名单挂出来，才发现所有人都是被动的一方。
宁波那个社区的电子屏，最终是要撤的；物业撤场，也是要有人接的。社区改变不了物业公司的盈亏，但社区可以决定一件事：在这个小区里，居民是继续当彼此不认识的“欠费名单上的一个名字”，还是变成能坐下来把问题说清楚的一群人。物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不在物业合同里，在社区平时有没有把人和人之间那根线接上。（熊家平）
编辑：冯方湲
责任编辑：金艳
编审：吴山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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