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质量报全媒体记者 郭剑夫
11月12日,演员赵丽颖起诉红果短剧登上微博热搜。面对侵权质疑,“红果短剧”平台客服回应称“AI短剧是新的类型,可能存在审核不完善”。
对此,北京天驰君泰(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钧茗近日在接受消费质量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技术手段的介入不会改变法律定性,真实的脸与合成的脸,只要具备可识别性,均受法律规制。所谓“AI短剧是新类型、审核不完善”的说辞,在法律上并不构成免责事由。
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依白认为,“短剧存在多平台付费播放,充值分账、投流变现等情况,一部爆款剧流水过亿不稀奇。如果赵丽颖的法务团队能拿出后台播放量、用户充值记录、分账数据等平台获益证据,该案判赔可能突破50万元。”

事件
赵丽颖起诉红果短剧侵犯肖像权
据澎湃新闻报道,公开信息显示,演员赵丽颖以肖像权纠纷为由,将红果短剧运营方北京笔墨留香科技有限公司、其全资股东北京抖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及一名自然人史某伦,一并诉至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该案已于11月10日以云法庭形式开庭,目前尚未宣判。
赵丽颖方主张,红果短剧平台内的部分短剧涉嫌未经许可,利用AI换脸、融脸技术使用其面部特征合成到短剧角色中,甚至直接将其肖像用作短剧封面,用于商业引流。
企查查信息显示,北京笔墨留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7月,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视剧制作、互联网信息服务、电影发行等,由北京抖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旗下产品为红果短剧App。

乱象
明星肖像频遭盗用,AI 换脸屡踩法规红线
“脸被算法借一下”的灰色生意,正从电商直播卷到短剧。消费质量报记者查询公开报道与司法案例发现,红果短剧这次侵权事件并非偶发。今年以来,该平台未经授权使用明星肖像的侵权行为频发:
2026年3月,迪丽热巴AI换脸短剧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了,制作方换脸、播出方没审,共同担责;同月,杨紫工作室点名《重生后,我成了娘亲的守护神》AI换脸,视频随即下架。
2026年4月4日,易烊千玺AI换脸形象出现在《午夜公车:她捉诡超凶的!》等短剧中,热度惊人。工作室于次日凌晨紧急声明维权,相关短剧随后下架。就在事发两天后,短剧《诱君》内的男性角色与演员邓为长相高度相似,邓为工作室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严正声明维权。
此外,肖战、成毅等多名艺人的肖像也以类似方式被该平台擅自使用,引发其粉丝群体联名抗议。
规制
划定AI合成红线,压实平台主体责任
接连曝光的侵权纠纷背后,相关制度规则与行业规范早已明确平台义务,AI合成内容并非法外之地。
记者查询发现,2025年9月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明确要求,平台核验文件元数据中的隐式标识,并在检测到合成痕迹时对疑似内容添加提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也提出,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2026年4月,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曾发表严正声明。其中提到:短视频、直播、影视分发等网络平台须严格落实内容审核主体责任,建立健全AI演艺内容授权核验长效机制,立即全面排查下架存量侵权作品,从严管控新增AI合成违规内容,全程留存侵权数据记录,全力配合取证溯源与依法追责工作。
说法
AI换脸不能免责,判赔上限看证据
面对侵权质疑,“红果短剧”平台客服回应称“AI短剧是新的类型,可能存在审核不完善”。
对此,杨钧茗律师表示,技术手段的介入不改变法律定性,真实的脸与合成的脸,只要具备可识别性,均受法律规制。所谓“AI短剧是新类型、审核不完善”的说辞,在法律上并不构成免责事由。
杨钧茗分析说,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八条第二款、第一千零一十九条第一款两款规定,明确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他人肖像”的侵权情形。由此可见,民法典对肖像的界定不局限于个人面部特征,而是扩张到可识别性。肖像保护的关键不在于“与本人是否一模一样”,而在于是否具备可识别性——只要面部轮廓、五官特征足以让一般公众辨认出特定自然人,即便系AI合成,也会落入肖像权保护范围内。所以,只要公众一眼能认出这是赵丽颖,就无法推翻肖像权侵权定性。
AI“合成脸”既然涉及侵权,又该怎么认定、如何赔?
于依白律师指出,AI“合成脸”判赔类案已形成金额梯度。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赔偿按损失、获益、法院酌定的顺位确定:2022年12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对换脸App使用单一模板判赔5000元;2024年3月,西安雁塔区法院将演员AI换脸植入带货视频暗示代言,判赔1.2万元;2025年5月,郑州上街区法院AI换脸收费模板案判赔2万元;2025年7月,北京互联网法院李某瑾案,肖像配高度仿真AI声音带货,诉请25万元判赔12万元,委托方连带担责。
那此次赵丽颖案最多能判赔多少?于依白表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权利人不以损失或获益为计算依据、径行请求法院酌定的,纯互联网侵权场景下酌定财产损失最高不超过50万元。如2019年4月,周星驰诉中建荣真无锡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肖像权、姓名权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赔偿58万元,就涵盖50万元财产性损害赔偿和8万元合理开支。
于依白指出,50万元封顶只是“侵权赔偿”本身,而一旦损失或获益任一项被证据固定,且权利人明确以此向法庭主张,即回归按实赔偿,存在突破50万元的空间。因此,赵丽颖案判赔能否突破50万元大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播放量、充值、分账数据能否固定为获益证据并明确以获益主张。
“现在的短剧存在多平台付费播放,充值分账、投流变现等情况,一部爆款剧流水过亿不稀奇。”于依白说,从5000元到突破50万元的判赔类案梯度说明,技术越便捷、商业化越彻底,责任越重,相关主体在把别人的脸变成流量入口之前,应知侵权成本,并在授权核验、内容标识和审核义务上补足功课。
杨钧茗提示,短剧上线前应建立肖像来源核验机制,对AI换脸、融脸内容要求提供授权文件,或进行反向筛查,而非仅依赖事后“通知—删除”。同时,对自审上线的内容,平台负有高于一般信息存储空间的注意义务,算法推荐进一步放大传播的,责任边界更广,应及时下架并留存处置记录。
编辑:余凤
责任编辑:陈翠
编审: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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