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四川南部县(今南充市南部县)发生了一件看似平常却极具见证意义的事。
当年冬天,金兴乡黄金垭有个叫贾南山的盐井户,因为盐税问题要和当地保正张崇格打官司。按照惯例,这种民间纠纷少不了乡约出面调解。城里的乡约赵宗清从中斡旋,调解没成功,案子最终还是闹到了县衙。案子审结后,作为调解人和证人的赵宗清,却因一句话把自己送进了大牢。原来,赵宗清在堂上口出狂言:“知县管到某处,我就管到某处!”
两天后,南关外的铺民彭宝顺、宋国才等15人联名保释赵宗清,说他“平日认真稽查,遇事排解,公正服人”,只是一时糊涂,恳请从宽发落。知县侯昌镇说:“乡约现在没用!赵宗清四处挑唆官司,还敢上堂作证,真是胆大包天。南部县乡约一并革除,另出告示!”
清末推行新政,自北宋《吕氏乡约》发端、延续近千年的乡约治理模式早已千疮百孔,并就此走向衰亡。此案生动地见证了时代变迁中,一个延续了古代近千年的基层治理制度如何在一场官司中轰然倒塌。更为珍贵的是,整个事件的细节,包括贾南山的诉状、赵宗清的证词、侯昌镇的批语、铺民的保状等,都被完整地保存在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下简称“南部档案”)中。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小平研究南部档案多年,他向廉政瞭望记者表示:“南部档案是中国现存时间跨度最长、保存最完整最系统的清代县级政权档案,对当下的历史、律法、方言等方面的研究,有着巨大的价值。”而档案能被留存至今,本身就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

2003年10月,时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如考察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

2004年9月,时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邬爱莲考察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
档案的“生死劫”: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接力保护
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南部知县伏衍羲将南部县事权移交给四川大汉军政府礼班的周学鳌。“历史文献里没有留下‘和平易帜’时如何处置这批清朝档案的记载,但可以肯定这种政权交接方式使南部档案避免了兵燹之灾,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依据后来南部档案的迁移情况推断,‘和平易帜’时清朝南部县衙七房的档案文书没有被易地存放,仍然存放于县衙内,也就是代之而起的民国南部县政府内。”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院长蔡东洲讲述,解放之初,南部县公安部门组织力量把存放于县政府的“旧档案”清理出来,搬移到公安局后面看守所的哨楼里放置,如同弃物,无人问津。
直到1964年,四川省委办公厅和四川省档案局联合下达《关于清理、整理和集中历史档案工作中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要求档案馆单独保管明清地方机关档案,并编案卷目录,上报省档案局。在这种形势下,南充地委召开档案工作会议。会上,地委档案科负责人提醒南部县要重视旧档案清理,县公安局的一名秘书这才想起,公安局的哨楼里堆着不少旧档案。
孙洪春生于1933年,是南部县伏虎镇人,1963年进入县委档案室工作。据他后来回忆,当时县里拨了3000元,1965年春,他请了4名知识青年做临时工,每月发给他们16元工钱。很多档案一拿就碎,有鼠尿、有水渍、有虫蛀,有的压得很紧,只能慢慢一张张揭开。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档案坏得没法留,整理人员叫人送到纸厂打成纸浆。能留的,他们理出来一本装订一本,用牛皮纸做封面。当时没法分类,也没人指导,他们只能按档案的时间顺序编个号,最后花了三四个月清出两三百本。同年6月,档案被移送南充地区档案科保存。
南部县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向廉政瞭望记者介绍,在特殊时期,这批档案曾面临被捣毁的危险。当时,南充地委增派两个排的兵力加以守护。地委负责档案保管工作的青长盛等人,也为保护档案从中斡旋,做了很多有益工作。直到1984年10月,南充地区档案馆新库房建成,南部档案终于由老馆迁到新馆。
“为了更好地保存南部档案原件,南充市档案馆目前采用了最新的技术,将档案更加安全地存放在封闭的库房,库房里装上了智能恒温恒湿系统。”南充市档案馆副馆长何迪向廉政瞭望记者介绍,“2014年11月,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展览馆在南部县档案馆一楼正式开放,布展面积1500平方米,展陈包括南部县建置沿革、清代南部县地图与疆域城池、各房档案实物展示、县衙场景模拟、历任知县名录等,公众能够近距离感受这份历史遗产的厚重,吸引了不少游客参观。”

2003年8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成捷查阅南部档案,苏成捷主要研究领域为清代中国的法律史、社会史与性别史。
纸页里的“吏治经”:制度运转与法治人情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各级政府和文化机构多次组织对南部档案的整理工作。2003年,中国档案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审定通过,南部档案被列为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第二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南充市档案局签订《清史工程项目协议书》,将南部档案纳入“清史工程”档案资料的采集范围。2005年起,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指导下,南充市档案局和西华师范大学合作,开始对档案再次进行整理。
“这是第四次对档案进行大规模整理,这次整理较为精细、全面。”杨小平说。经过整整两年的努力,整理人员对南部档案进行了重新著录,制作成电子版,并在此基础上修订、出版了《清代南部档案目录》。
蔡东洲等所著的《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一书回忆了这次整理的经过,指出:“相对前三次整理,这次无疑是最成功的,完全可以说,完成了一件传承历史、惠及学界、遗泽后世的大事。”
这次整理最大的价值就是摸清了南部档案的保存现状,最终清点结果显示,这批档案共计18232卷、83848件。时间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一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跨越了清朝268年历史中的256年,中间没有断代。
“当然,整理工作至今并没有结束,随着研究深入,我们发现,一些目录索引的编辑还存在瑕疵,对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工作还在继续。”杨小平表示。尽管现存的南部档案并非完整无缺,却真实而全面地记录了清朝一个县级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管理活动。
南部档案种类繁多,按清朝的行政习惯,分为吏、户、礼、兵、刑、工、盐七房保存。按文档的形成关系来划分,则大致包括三类。一是县外往来公文类,比如四川省督抚司道转发的制、诏、诰、谕、旨等皇命文书、皇太后懿旨,以及各级官员上报朝廷的题本、奏折,还有贺表、吊唁文书、往来笔札等;二是县内往来公文类,比如南部县正堂下发的传票、拿票、唤票、告示、晓谕、牒文、契尾、牌、签、执照等;三是民间诉状与契约类,包括南部县绅、商、生、民上呈给知县的申状、诉状、告状、哀状、供状、公状、卖契文约、借钱文约等,其中以诉讼居多。
翻开《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全308册)》,清朝南部县的政治运作、经济活动和司法实践活灵活现地展现在眼前。
在“刑房”归档案卷中,留存有光绪三年(1877年)工房移送的富义乡民状告梁希弟等人“价清料悬”一案记录。文书后面附有一份木刻的“告状十三条不准”。其中明确规定:“告婚姻无媒妁、婚书者不准”;“告田土债欠不粘连契约、无中保见证者不准”。这说明在当时,契约和媒妁是打官司最硬的通行证。
档案里有大量民间契约和诉讼。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一个叫王廷鳌的人买下了王朝选的田地,但王朝选多次滋扰,反复诉讼。无奈之下,王廷鳌将土地充入鳌峰书院,请求知县在契约上写下一个“销”字,涂销附卷。他宁可损失财产,也要换取安宁。这一案例生动折射出清代基层社会中土地产权纠纷的复杂性,以及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成文法、宗族势力与公共机构之间的博弈。一旦土地归属变为书院,其性质便从私人财产转化为“公产”。王朝选作为个人,再想通过“找贴”或“回赎”来侵扰,就不仅是民事纠纷,更可能被视为侵犯公产、扰乱文教,面临更严厉的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
在另一宗借贷纠纷中,一个农民向富人借了100串钱,利息15串。恰逢大旱,农民颗粒无收,无力偿还。富人将他告上衙门。县官最终判决农民免除利息,分期偿还部分本金,并罚富人10串钱捐给贫寒子弟作学费。判词中斥责,富人不仁,且在公务繁忙时来告状,浪费财力精力。这些判决透出清代基层法官在法理与情理之间的权衡。
南部县是川北重要的井盐产地,因此县衙多设了“盐房”。档案记载了盐大使的设立与裁撤,以及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县衙通知“买卖井灶须到盐房过拨名册,以杜积弊”。此外,档案中还有饥荒年间卖妻的文约。同治七年(1868年)冬,洪正文兄弟因“岁馑饥贫,无力供养”,将妻朱氏转嫁与王德金。这些文字则记录了底层百姓在生存边缘的挣扎。
南部档案记录的并非正史中的王侯将相的宏大叙事,而是普通百姓的“小事”和古代基层错综复杂的“治理切片”。一个农民买了地之后又被原主纠缠,宁可把地捐给书院也不愿再打官司;一个寡妇为争家产写了厚厚一沓诉状;一个读书人考了多年童试不中,最后去当了塾师……这些人的悲欢离合、进退取舍,在正史的宏大叙事中或许微不足道,但正是他们,构成了一个时代最真实也是最生动鲜活的底色。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一个叫王廷鳌的人买下了王朝选的田地,但王朝选多次找买滋扰,反复诉讼。无奈之下,王廷鳌将土地充入鳌峰书院,请求知县在契约上写下一个“销”字,涂销附卷。他宁可损失财产,也要换取安宁。
藏于公牍的治县之道
“从学术价值上说,南部档案可以说是解读清代基层社会的‘活化石’。”南充市档案馆馆长康勇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它为研究清代县级基层政权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档案中保存了大量知县审理各类诉讼案件的文书,这对研究清代地方的司法诉讼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从现实意义上说,这份档案对当今地方官员的选拔任用、官员回避制度的建设,以及官员廉洁从政的建设,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档案中还记录了清代比较完整的任职回避制度,包括地区回避和亲属回避等。从顺治四年(1647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200多年间,南部县先后有百余位知县到任履职。在这些知县当中,没有一个四川本地人,距离最近的也来自云南、贵州等相邻省份,最远的则来自黑龙江、广东、福建等地。这些知县在走马上任之初,都会发布檄文、张贴告示,把自己的从政理念或廉政守则公之于众。这套制度背后,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公生明、廉生威”的治理智慧。
“南部档案对于研究清代历史和律法的巨大价值毋庸置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档案对研究西南俗语和方言的价值。其中收录了大量清代南部县的民间契约、诉状、告示等,直接记录了当时百姓日常交流中的口语词汇、俚语和地方性惯用语。这些鲜活的语言材料与官修典籍的书面语不同,能够真实还原西南地区方言的历史面貌和演变轨迹,为语言学考证提供了第一手实证。”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小平举例说,比如《为具告蒲永连等冒充乡约迭揸银钱未遂殴民致伤私押不释事》中说:“延令八月十五民与伊割肉两斤送情,伊已收去,辄欺民朴,八月二十七见民赶场归家……”
这个诉状核心内容是控诉蒲永连等人冒充乡约,勒索银钱未遂、打伤平民并私自扣押不放人。申诉人表示:“今年八月十五,我买了二斤肉送给蒲永连做人情,他已经收下了。但他看我老实可欺,到了八月二十七那天,见我赶场回家就把我扣押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彼时的确存在有的乡约向百姓索要银钱的现象。由于乡约无官俸,靠种地或经商为生,经济压力大,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武断乡曲、聚众敛钱、私设公所、用刑审讯”的情况,官府对此类行为会追责。
“诉状中提到‘赶场’,这里的‘场’也是方言俗语词,意思是‘市场’‘市集’。南部方言包括大部分四川的方言现在仍然使用‘场’。”杨小平表示,“此外,档案中还有很多术语与俗语我们至今还在沿用,比如现在都还在用的职场术语‘试用期’。”
从方言俚语,到一个时代的制度变迁;从一份泛黄的诉状,到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南部档案是一部普通人用笔墨写就的、有温度的基层社会史。这些泛黄的案卷生动地还原清代基层的运作逻辑,也让我们看到,古代基层吏治是如何在制度与民间规则的博弈中艰难运转的。
正因如此,学界对它的评价从未止步于“珍贵”二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卜键认为,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的发现,与敦煌文书、故宫八千麻袋的发现相比,虽体量、类型有别,但都是中国文献史上的奇迹,是中华民族的学术财富和人文财富。纸张会泛黄变脆,但其中蕴含的治世之道与为官之德却永远不朽。
编辑:陈翠
责任编辑:余凤
编审: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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